8 月 10 日，全世界都发现了 5 岁的玛丽亚在希腊和土耳其边境不幸去世的消息。这名叙利亚小女孩是 39 名难民中的一员，他们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希腊寻求庇护，但被希腊和土耳其当局推回埃夫罗斯河中部的一个可居住的小岛上。沿着边界。
在这群人被困在那里两天后，玛丽亚在被蝎子蜇伤后死亡。
尽管活动人士联系了希腊警方、Frontex 和在希腊的联合国难民署以营救该组织，但他们的电话被视为“假新闻”而被忽视。另一名九岁的女孩也被蝎子蜇伤，情况危急。
几周后，一名 4 岁女孩死于一艘试图抵达意大利但抛锚并漂向马耳他的难民船。尽管有一艘遇险船只发出警报，但欧洲当局六天没有回应。
这些不仅仅是儿童难民在欧洲边境死亡的孤立案例，同时逃离战争、威权主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贫困或这些因素的组合。 2015 年，3 岁叙利亚男孩艾伦·库尔迪 (Alan Kurdi) 的照片震惊了全世界，他在一艘载有他的船和其他数十名难民沉没后在地中海溺水身亡。 2017年，国际媒体报道了阿富汗六岁女孩麦迪娜·侯赛因（Madina Husein）和家人被克罗地亚当局推回塞尔维亚后被火车撞倒的故事。
除了这些少数公开的案例外，由国际移民组织发起的失踪移民项目报告称，在 2014 年至 2022 年期间，有 1,000 多名儿童在前往欧洲的移民旅程中死亡或失踪。这些儿童在欧洲边境死亡或迷路– 从英吉利海峡延伸到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 – 以及欧洲在移民控制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土耳其和利比亚的边界。在前往欧盟国家的移民旅程中幸存下来的儿童经常在越境时受伤或受到创伤。
在研究与边境有关的暴力事件时，我遇到了许多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或死亡的家庭。他们的故事与玛丽亚的相似。它们都发生在边境地区，地方当局和 Frontex 的非法阻挠是一种常见做法，这剥夺了人们寻求庇护的权利。
距玛丽亚死亡地点以东近 2,000 公里（1,243 英里）处，是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边界，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伊朗的难民在前往欧洲的途中试图越过该边界。甚至来自土耳其邻国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寻求庇护者也选择了这条危险的路线，因为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土耳其边界变得更加难以通过。
为防止移民向其边界迁移，欧盟向土耳其提供了 1.1 亿欧元（1.1 亿美元），用于在伊朗-土耳其边境建造混凝土墙并安装额外的监视设备。与此同时，土耳其边境当局的抵制已成为移民威慑的主要形式。
2021 年我在这个边境进行研究期间，我遇到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们被土耳其安全部队推回伊朗领土。四个来自阿富汗的人告诉我，他们在遭到阻挠后，在边境附近的山区迷路了；在穿过崎岖的地形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阿富汗家庭的成员，其中包括一个大约一岁的婴儿，死在雪地里：“他们不得不冻死，”其中一个男人告诉我。
在其他情况下，包括儿童在内的难民在被走私者运送穿越土耳其领土时受伤或死亡。 “当 70 人在范湖淹死时，我就在这里，其中包括一个来自阿富汗的 6 个月大的婴儿，”我在土耳其凡城遇到的一名阿富汗难民告诉我。 “我们都哭着把这具小尸体埋在当地的墓地里。”我还听说过警察向他们乘坐的车辆开火或当他们坠毁时儿童死亡的故事。
距玛丽亚去世的埃夫罗斯河东北约 1,300 公里处，是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边界。 2018 年和 2019 年，我在那里自愿加入边境暴力监测网络。在我遇到的数百人中报告了阻力，其中包括一个伊朗家庭，其中包括一个三岁的女孩。她的父亲卷起她的T恤，露出伤痕累累的背部，并说：“[在从克罗地亚向波斯尼亚推回的过程中，克罗地亚人]警察一直在喊我们快过河。我抱着我的女儿，他们在我抱着她的时候一直打我。我滑倒了，我的孩子把她的背部弄伤了。”
难民儿童的死亡和受伤通常被国家官员标记为由于难民穿越的恶劣地形和野生动物的袭击，或者因为他们与走私者打交道而发生的事故。国家当局还喜欢因孩子的死亡而指责和起诉父母——这种做法甚至得到了国际援助机构官员的支持。
“同样的母亲[为失去孩子而悲痛]没有任何问题鼓励或资助他们的孩子踏上危险的欧洲之旅。就像在塞内加尔一样，象征性地起诉将孩子置于危险之中的父母可能会引发对死亡之旅的严重态度变化，”联合国难民署特使文森特·科切特尔最近在一条推文中辩称。
通过采用这种说法，欧盟政府和官员寻求免除自己对难民儿童死亡的责任。但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
由于欧盟的移民政策和边境管制旨在减少难民抵达欧盟，儿童被置于这些危险境地。如果没有拒绝合法和安全的边境通道和立即获得庇护程序的权利，有小孩的家庭就不必独自或与走私者一起踏上危险的旅程。如果欧盟国家当局及其非欧盟合作伙伴不将儿童推回或拒绝执行救援任务，他们就不会被困在岛屿和山区，也不会掉入河流或海洋。
换句话说，儿童死于边境的暴力政策，包括监视和反击，故意部署以阻止他们行使庇护权。
这意味着儿童的死亡不是意外，而是欧盟“不到达战略”的结果，旨在阻止难民行使其国际法赋予的权利。与此同时，封闭的边境通道助长了种族暴力，因为边境墙和反击主要针对逃离前欧洲殖民地的非白人难民群体。
欧盟今年早些时候为乌克兰难民开放的人道主义走廊——他们被认为是白人和欧洲人，因此是“可取的”——表明儿童（和成人）难民有可能以安全和合法的方式越境申请在欧盟寻求庇护。
毫无疑问，儿童是最脆弱的难民群体。任何难民儿童，无论其种族、信仰或社会背景如何，都应获准安全越境获得保护。欧洲官员应该放弃暴力的封闭边界政策，并与其主要合作伙伴合作开发安全合法的路线。
政府不应起诉在危险的移民旅程中失去孩子的父母，而应追究其安全部队成员的责任，这些成员犯下非法阻挠并对难民使用暴力。同样，欧洲应该摆脱由其殖民历史塑造的边境控制的种族主义逻辑。除非做出这些改变，否则我们将继续阅读有关边境儿童悲惨死亡的媒体报道。
